抗洪救灾一线勇担当 携手同心渡难关

有的学者从被告认定的现实需要出发，注意到了事权的重新配置，将其称为职权更替以区别于职权承继，认为职权承继应依法以承继者为被告，职权更替应以各自为被告。

三、充分利用审判资源提出司法建议，当好促进者 （一）发挥行政审判延伸职能，促进管理主体的协调合作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延伸职能这是对宪法监督机构提出的明确要求。

反之，宪法如果得不到全面有效实施，我国的根本制度就可能被任意侵害、破坏或者改变，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将不可预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七、宪法监督机构应有捍卫宪法尊严的高度自尊。《 光明日报 》（ 2012年12月22日 11 版）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有关各方应充分认识这项事业的神圣性和艰巨性，以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担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促进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

作为宪法庇护下的公民，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和法治素质，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武器。有赖于宪法的民主性、人民性和正当性。[27]王汉斌在其访谈录中明确指出，采取这种修宪方式的原因在于，这种修宪方式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和尊严。

[48]同前注[93]，蔡定剑书，第105页。频繁的、大规模的修宪活动影响了宪法的稳定性。而在各州批准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持反对意见者亦为数不少，他们对于宪法原文的若干规定始终耿耿于怀，意欲改之而后快。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实践形式，未必适合于我国的情况。[67]为规范、统一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明确规定：有关刑法条文在1997年10月1日后未经修正，或者经过修正，但引用的是现行有效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刑法学界常常将修正案的这种形式限制，视作一种缺陷。[36]刘茂林：《转型社会的宪法稳定观》，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对于引用被前一宪法修正案修改后、后一宪法修正案修改前的宪法第×条，可以表述为1982年宪法（经××××年修正）第×条。当该草案经制宪会议通过以后，个别代表还要求对其再行修订和表决。

如果未来制定一部《宪法修改程序法》， [59]那么应当考虑对宪法修正案技术对修宪内容的结构性限制作细化规定。作者简介：屠振宇，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参见前注[2]，胡锦光文。[42]同前注[35]，韩大元、屠振宇文。

参见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2]胡锦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性与规范性评析》，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

以我国第五次修宪中增设关于监察委员会的条款为例，因为其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新设监察委员会自身的性质地位以及组成、职权等，而且涉及国家机构体系的变化和国家机关之间关系的调整，所以，为实现增设监察委员会的修改目标，此次修宪动用了十一条宪法修正案，涉及十五个宪法条款。刑法修正案颁布之时即失去其独立性。

与此相对应，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这既与两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不同有关，也反映出维护宪法秩序稳定这一主旨的复杂性。[18]当时，宪法修改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新出版的宪法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并加注，注明修改的日期。到2018年修宪时，不仅延续了公开刊登工作文本的做法，而且在修宪说明中特别将工作文本命名为2018年修正文本。与宪法修正案技术的这一实质性限制相适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将法工委所提七处修宪建议中两处必须修改的内容，列入宪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之中，使这次修改只限于现实已突破法律而必须修改的部分。[32]孔德王：《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然而，在经过连续五天的讨论后，谢尔曼在8月19日再次提出了修正案的方式，众议院对此又展开了类似的讨论（没有具体记录），在表决时众议院却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谢尔曼的提议。[3]杜强强：《从宪法修正案看我国修宪方式和程序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6期。

[38]李伯钧主编：《中国宪法新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62]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关于宪法未列举权利的规定，其目的是防止联邦权力对州权的侵犯，但实践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曾以此条款为据推翻侵犯未列举权利的州法，使这一条款的效力反过来约束州权而不是联邦权力，由此导致了修正案方式在效力上的溢出。

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修改不适宜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

[26]因此，美国创立宪法修正案技术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为了保持宪法原文不变，而是为了实现宪法秩序的稳定。[45]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在1988年2月27日研究修改宪法案时，彭真委员长明确指出，今后修改宪法，只对必须进行修改的条文作修正, 整个宪法不作修改，这样有利于宪法稳定，有利于国家稳定。例如，对于引用最新的宪法修正案文本的第×条，可以表述为现行宪法第×条。今后宪法的修改，只对必须修改的条文作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能用宪法解释的就作宪法解释，整个宪法不作修改，这样有利于宪法稳定，有利于国家稳定。

正是出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38]1982年我国宪法设置了更为严格的修宪程序。相反，若采取一条一事和逐条表决的形式，争议不大的修宪内容就能够尽早得到通过，快速回应社会的现实需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到稳定宪法秩序的效果。

2018年修宪后，有学者直言，这种修宪方式除了它在名称上注明为‘宪法修正案，以及有着条文序号之外，它与全国人大对1978年我国《宪法》的两次‘决议修改没有什么较大的不同, [3]从而使得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修宪方式的初衷难以实现，因此未来我国修改宪法应当以直接修改宪法原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的方式进行。[39]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拿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实践形式来要求我国，是不妥当的。

[27]例如，早在宪法修正案技术被采用之前，就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种修宪方式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稳定，健全和加强法制，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说是有益的和可行的。[61]然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它使宪法修正案的效力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偏离修宪者的修宪目的。

通过这种方式修改宪法，实际上将修宪规模限定为小修小补，既限制了修宪讨论的范围，也阻止了对新宪法的不当非议，从而瓦解了反联邦党人借修宪之机推倒重来的企图，有利于实现联邦党人维护新宪法秩序的愿望。参见胡锦光：《中国现行宪法修改方式之评析》，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3期。然而，这种实践形式放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则难以实现宪法修正案的稳定功能。[51]同前注[22]，王兆国文。

事实上，宪法修正案技术所具有的这种维稳特性，在宪法草案批准的争论中就已经由汉密尔顿做过详细的阐述。参见郭泽强：《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刑法修正案》，载《法学》2011年第4期。

当时众议院的多数意见本就摇摆不定，在前一次表决中还支持植入方案，但又在五天之后以三分之二多数认可了接续方案。因此，对于当时由联邦党人占据多数的国会来说，较为合理的选择自然是尽快通过对新宪法的局部调整和修改，尽可能地平息反联邦党人的质疑，从而换取新宪法秩序的稳定。

这种表述形式虽然具有指向明确的优点，即改什么、怎么改一目了然，但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即无法做到保持宪法原文不变。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宪法修改方式需要因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而做出适当调整，宪法修正案技术今后到底该何去何从，这仍是一个在修宪技术和理论上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